融合发展共筑知识共同体

2016年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融合发展国际研讨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科学研究进入协同创新时代,对知识内容及其服务方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增强出版、全过程出版、双语出版、按需出版等新的出版方式应运而生,新的出版方式必然带来图书馆服务的变革。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成为打通知识生产、传播、扩散和利用各个环节的中心线,也成为数字出版和数字图书馆共同的发展方向,上下游深化合作、加强互动,实现更有效的互联互通,走向跨界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日前,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与清华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美国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联合主办的“2016 年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融合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印度、越南、港澳台等18 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界、出版界和中国研究界代表近700人以融合发展为主题展开学术讨论。
学术出版与研究型图书馆的融合发展
王明亮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学术文献出版、研究型图书馆的服务对象都是学术研究,也包括政策理论、法律法规、发展战略、工程技术等各类应用性研究,其内容的生产与服务具有天然的交集。然而在传统出版与传统图书馆时代,也包括当下与纸本内容相同的数字出版和数字图书馆在内,二者之间主要以发行与传播渠道为纽带,并没有普遍建立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甚至渐行渐远。一方面,不少学术期刊重发表、轻服务,学术导向、读者定位、质量标准模糊,市场导向缺失、主体地位弱化、发行效益低下;另一方面,很多图书馆虽然可以采购、采集海量数字资源,却不能将本单位研究与学习的知识需求反作用于学术出版,为读者的创新活动提供针对性的优质知识服务,由此形成了严重的供需脱节,明显制约了我国各行各业的创新发展。 学术出版供需脱节矛盾的形成是非常复杂而深刻的,涉及国家、科研、企业等各个方面与层面的创新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与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然而,发展是硬道理,任何复杂艰难的问题都应该会在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解决。其中,学术出版与研究型图书馆,包括科、教、文、卫、党、政、军、企等各类组织机构及其新型智库的图书情报与信息服务中心,两者的融合发展可能是一条重要的解决之道。

2012年,中国知网承担了科技部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题为“学习需求驱动下的数字出版资源定制投送系统及应用示范”,开始探索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的供需融合,于今年初基本完成,即将全面推广应用。涉及这一平台考虑的发展趋势是,第一,基于数据,特别是大数据的研究越来越普遍和重要,学术期刊、会议文献、学位论文、学术专著、科学数据、社会调查数据等原创出版物不再仅仅是传统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将更加数据化,包括研究过程与成果数据的论文增强出版、各种原始数据的出版将很快成为成果注册、学术交流与评价的主流手段;第二,基于互联网的跨地域、跨学科、跨层次协同创新正在成为破解重大复杂问题的主要研究模式,记录、注册创新过程中每个人具体贡献的全过程出版物,将作为一种体现优秀合作团队凝聚机制、高度激发集体智慧、充分传播创新知识的学术出版形态;第三,研究型数字图书馆将在支持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发生角色的重大转型,在对研究过程的服务中不仅要提供针对性的显性知识服务,还要对研究团队的隐性知识进行显性化知识管理,并为全过程出版提供各种数据;第四,数据出版、增强出版、全过程出版的出版物数据非常复杂,既难以全部印刷出版,数据也难以在各图书馆保存,公有云、私有云服务将把数字出版、数字图书馆融为一体,图书馆纸本、数字馆藏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上述这些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学术出版与研究型图书馆的深度融合,将导致两者以服务创新为共同目标的分工合作。以成果公开发表为目标的协同创新,无论协同创新平台建在出版机构、图书馆,还是研究机构,学术出版与研究型图书馆将形成三个重要的协同业务:一是知识服务合作,建在学术出版机构的协同研究平台需要图书馆提供知识服务;二是知识服务型出版,学术出版将根据图书馆在知识服务中获得的研究动向和知识需求进行学术导向策划和按需出版;三是全过程出版合作,建有协同研究平台的图书馆向学术出版提供全过程出版数据稿件。

有共同的目标才有合作,有合作才可能融合。中国知网愿意与学术出版、研究型图书馆一道,为服务各行各业的创新发展,提供融合发展需要的各种平台与技术服务。

双语出版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周欣平 伯克利加州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最重要的平台 今天全球学术期刊出版界的前五大出版商垄断了世界上百分之五十以上学术期刊文章的出版,而且它们全部都是西方的出版商。虽然中文是世界上人数使用最多的语言,但今天英语仍是科学技术领域文献出版的最主要语言,英语也是互联网上最常用的语言。

双语出版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紧密相关 何谓学术话语权?它包括一个完整庞大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架构,大量新颖的观点,并具有全球视野,普遍法则和通用性和议程设定(Agenda Setting)的功能。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强大的发布、交流和传播平台 ,使这些观点为学界所接受、理解和使用。二十一世纪是以控制和掌握话语权和议程设定权为特征的时代,媒体和国际通用语言的使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双语出版不乏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把中国人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传播到世界,从而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

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建立取决于一个有效的创新机制,也取决于一个强大的双语出版机制,这样才能使中国学术界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与西方几百年来的学术发展相比,中国现有的学术话语相对要狭隘和微弱的多,除了学术创新之外,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大量用西方文字,特别是用英文出版的学术出版物,使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双语学术期刊的出现将为西方学界提供更多的研究信息,亦可为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中的本科生教育提供第一手的教育资源和学习内容。

中国学术研究要有国际视野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中国学人要走出狭隘的凡事以中国划界的学术思维,建立跨国度的学术交流平台和体系。我们常为中学和西学的界定所桎梏,常常作茧自缚,把我们学术话语的传播仅限在中国学术界的圏子之內,而不全力建立以影响世界为目标的普遍平台。中国的话语体系必须有国际性、合理性和客观科学性,必须符合国际惯例和话语规范,也就是俗话说的“借他人之瓶装自己之酒”,西方文明凭借过去几百年的优势,已经建立了一套话语发布体系和规则,我们不必颠覆,完全可以利用。双语出版是建立一个国际话语平台的办法。

双语出版中的若干问题 可引用性是学术出版物的关键要素,这包括权威性、原始性、可核对性、可信度。相对于翻译出版,双语出版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双语期刊刊本身就是原文的,具有同等的可引用性,但是文章作者必须对双语刊文具有同样的责任,而单纯的翻译刊文则不必对文章原文负责。所以,双语刊可以借助翻译,但必须强调作者的责任。不管是双语刊还是翻译刊,语言文字的准确和优雅是最为重要的,必须严格遵守“信、达、雅”的原则,平衡运用直译和意译的方法,使用地道的西方文字,建立高水平的西文翻译、编辑和审校队伍。

学术出版与协同发展模式
邓景康 清华大学图书馆 馆长

出版联系知识的生产者,图书馆联系知识的消费者,两者相互依存,相融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传播产业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版和图书馆都进入深度塑造阶段,在服务的定位和边界的划分方面有了一些碰撞,当然也带来了更多机会。

一、从图书馆视角看学术出版的新趋势

1、预印本和优先出版作为新的出版方式加快了学术出版的速度

预印本与传统刊物相比,具有交流速度快,利于学术争鸣的特点。出版社受到预印本文化的影响,也开创了优先出版计划。如何利用优先出版模式,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图书馆应该考虑的问题。

2、开放获取正在成为知识获取的重要手段

开放获取是基于订阅的传统知识获取方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倡导任何人都可以免费的,不受限制的在互联网上获取学术文献。利用OA资源,推进OA文化也成为新时期图书馆的责任之一。

3、增强出版提供了细颗粒度的知识服务

近些年,国际上的重要出版集团纷纷提出了增强出版计划,这些增强出版都给终端用户以最丰富的阅读体验,同时给细颗粒度的知识组织和知识关联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4、数据出版正成为全球研究的热点

数据出版源于数据共享和数据传播以及合理利用的实际需求,科学研究更多的依赖于数据分析,数据也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5、元数据开放带动了知识传播产业链的发展

互联网环境下,开发、互动和关联成为主流,开放的架构和互换的价值呼唤着理性的数据共享,当前元数据开放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元数据开放的技术标准也比较成熟。

二、图书馆应对这种趋势的方法以及协同发展的实践

图书馆应该与时俱进的融入新的学术环境,有所作为,根据对读者的理解,来满足读者或者引领读者对知识获取的需求。

1、数据集合的揭示和关联

目前全球有2个数据仓储的开放平台,分别是澳大利亚的Australia National Data Service, ANDS,和德国维护的Data Set。两个数据集总共有500多万,清华大学图书馆借助云平台,把500多万的数据集都做了揭示,并与它的文章做了关联展示,包括文章和数据两种研究结果的展示。

2、电子期刊的揭示和应用

除了通过期刊导航直接链接到期刊页面,获取期刊内容之外,还可以对期刊进行多元关系整合,同时利用期刊RSS技术来拓展文章的推送服务。

3、以多种数据和技术实现以学者为中心的学术产出管理

为实现此目标,清华大学创建了清华学者库项目。清华学者库调用了SCI的接口获取SCI的引用数来计算H因子,也调用计量接口来调取文献计量指标,利用DOI实现全文链接。

跨文化学术研究与交流——以双语期刊为例
肖宏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副社长、副总编辑

一、从文献计量研究看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现状

1、近10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发表论文增长迅速,WOS数据库中年均达到26万篇左右,表明中国科研成果对世界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也促进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2、近10年来,中国学者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量仍然远远高于国际发表量,CNKI数据库中年均达到100多万篇。但是,受语言障碍影响,大量优秀的中国研究成果尚未被国际同行知晓。

3、一批优秀的中文期刊的学术价值在世界上逐步被国际同行认可,其学术影响力逐步提高。不少中文期刊的国际引用已经可以和国际期刊媲美。

4、2010-2014年中国学者在国内7000余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引用国际研究成果的引文数5年增长率26.5%,表明,国际上的学术研究依托英文出版,有效地传播了国际学术成果和文化,对中国的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

综上所述,世界的学术研究在影响着中国,中国的学术研究也正在积极融入世界。大量的中国学术研究和创新成果需要通过更有效的手段,让更多的世界同行分享。

二、为什么要办双语期刊?需求、定义及作用

研究表明,中国只有 258 种英文学术期刊,其中自然科学类有 239 种、人文社科类只有 19 种。中国学术与文化如何更好地与世界交流? 单靠办英文刊,数量有限,影响有限,办“双语期刊”,可以使大量中文成果走出去,影响剧增。

1、办“双语期刊”的原因

第一、海外机构对来自中国的文献需求日益增长。包括智囊、政府管理机构、高校、学会、企业、对华咨询公司等;第二、海外学者对双语期刊代表的中国优秀期刊非常感兴趣,他们需要通过双语期刊实现跨文化交流;第三、双语期刊项目在国内也有很大的服务应用市场,包括翻译学院、国外留学生、引智计划等。

2、“双语期刊”的定义

“双语期刊”,是通过数字出版先进技术,在同一个期刊平台上实现同一内容的及时双语报道的期刊,能对内容进行各类知识节点的双语解读和文献链接,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交流需要。

3 “双语期刊”的作用

第一、一个内容,两个市场,优秀内容双语呈现,同时满足中外读者;第二、定位转变,质量提升,提升学术研究定位,推动科研国际交流;第三、层次丰富,文化扩延,通过期刊数字出版,承载更多文化内涵;第四、集约资源,方便用户,集成优秀中国资源,满足各类用户需求。

三、CNKI双语期刊出版工程(CNKI-JTP)

CNKI-JTP于2016年3月30日已经正式在线开通(http://jtp.cnki.net),面向全世界开通试用。目前加盟期刊116种,其中科技类49种,人文社科类67种,计划年产双语论文1万篇。已经建立起上千人的国际翻译队伍已经基于XML的国际化采编译一体化平台。

目前该工程已经入选“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是国家文资办“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

面向协同创新的全过程增强出版
陆达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总编辑

一、学术性的协同创新离不开出版业的支持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协同创新是创新方式的新层次,以实现个体无法实现的目标和结果。现有的科研成果统计也充分地说明,绝大多数科研成果都是在合作协同的基础上产生的。或者说创新必须协同,它离不开出版业和网络知识服务机构的支持。

互联网使得学者更容易以大集体的形式工作,基于互联网之上的学术型社交网络使得成员间的沟通及脑力激荡,学术素材的交流以及沟通过程的记录成为现实。

学术型的社交网络是实现协同创新的基础之一,他冲破了学术沟通的时空局限、区域壁垒、经验差异和知识界限。学者运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对自我认知结构和知识脉络的梳理。

二、全过程出版模式

全过程出版的基本思想就是及早介入创新过程,协助创新主体用网络和数据的方式组织创新,全面地揭示和展现创新成果。具体的环节包括课题创建、团队组织、大纲拟定、课题分解与课题知识库创建、协同研究、成果管理及发布等。

其中协同创新平台是全过程出版的支撑基础。他的的核心功能主要有:

(1)研究资料查询收集

(2)协同研讨

(3)交流互动

(4)总结及创作

(5)研究过程管理

全过程出版的输出物,除了可以用优先方式出版传统的学术出版物外,还有大量的碎片化成果,如微创新成果、数据片段、数据出版等。为了更完整的表达创新成果,增强出版模式(Enhanced Publishing)成为必须。

三、增强出版是全过程出版必须的形式

“增强”是相对于传统出版表达方式而言。 “增强”的目的是丰富作者的表达手段,更多披露过程,有助于提高论文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内容,参与到作者的场景中,使期刊变为研究平台的一部分。 “增强”的内容只在网络呈现,主要有:数字版高精度图像、表格及数据、实验方法及过程描述、过程讨论、更细节的方法、视频、音频等。

实现增强出版的基本条件主要有:编辑、发布、检索基础工具,网络出版平台,数据仓库,统一的媒体管理,公共发行渠道等。

四、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图书馆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出版方式的变革将导致图书馆信息资源构成以及服务方式的变化。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图书馆应该成为“创客空间”,融入一线,嵌入创新过程和出版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数据怎样存、怎么管、怎样发布、怎样对外服务都是图书馆将面临新问题。 面对丰富的学术出版形式,对成果、学者的评价方式也必须要进行变革。

中医药科技期刊的国际化现状与出版模式创新
陈常青 天津药物研究院《中草药》主编

中医药是我们的国宝,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今天我国中医药科学家在中药现代化、国际化事业中也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5年屠呦呦教授因青蒿素解决了人类抗疟疾而获得了中国在自然科学界第一个诺贝尔奖,将中医药研究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人参、陈皮、白术、三七等66种中药标准被欧洲药典收录,丹参、灵芝等9种中药标准首次被美国药典收录,标志着中药逐渐得到西方发达国家认可。蜜炼川贝枇杷膏等中药产品获得FDA药品登记号(NDC),可以以非处方药身份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复方丹参滴丸等数种中药已通过FDA新药研究申请,正处于临床试验期;中医药在俄罗斯也获得了正式法律地位。标志着中医药的国际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与中医药国际化和科技论文在国际上令人瞩目的表现相比,中医药类科技期刊的质量、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要逊色很多。据中国知网《2015年版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中医药类科技期刊有123种,其中英文期刊共有7种,而被SCI收录的期刊仅有3种。7种中医药类英文期刊的发文量少,无法在国际上形成竞争力。

因此,呼吁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中医药类英文期刊的支持力度,如开展《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专门的办刊人才,学习国外先进的办刊经验,创新出版模式,不断提高中国科技期刊的水平。

天津中草药杂志社在出版模式创新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第一、以集团化的思路成立了实体公司—天津中草药杂志社,编辑出版《中草药》、Chinese Herbal Medicines(中草药英文版)、《现代药物与临床》、《药物评价研究》,中英文相辅相成,呈“新、快、高”特色,打造“中草药”著名商标品牌。第二、大力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发展。采用HTML网页语言发布,开通微信平台,实现移动终端出版,与CNKI开展版权合作,采用数字优先出版,并借助双语出版平台,加强期刊传播力的建设,使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逐步走向国际。

学术期刊与中国智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
陈志瑞 外交学院教授 《外交评论》执行主编

“智库是独立、非营利和非党派的组织,生产有关国内和国际事务、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成果、分析和建议,并通过进行学术论证,组织会议和辩论,以及提供资源等,从而使决策者和公众制定出有依据的公共政策。”(詹姆斯•麦根等主编:《智库的力量: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可见,智库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组织,它是以政策研究为导向的,同时,它影响政策的能力又必须以专业性为基础,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智库工作实际上存在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发现课题、制定研究项目;调查研究;拟定政策、提出建议;政策普及和传播活动;政策效果反馈和评估。总之,对智库而言,其良好的运作和声望主要取决于高质量的内容生产和高水平的传播能力。

最近几年,我国智库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呈“爆炸式”增长,根据《中国智库名录(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的统计,各类智库已达到1137家。但我国智库在发展中还存在和面临许多问题:鱼龙混杂,一些智库有其名而无其实;“有库无智”,政策分析和咨询质量不高;国际传播能力也亟须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有:对智库功能理解不够全面;政府的作用和影响过于明显;学术研究的“智库化”;智库运作的“实利化”;传播渠道要么定向传播覆盖面过窄,要么大众媒体传播覆盖面虽广但聚焦不足。

如何提高智库的内容生产质量和传播能力已是刻不容缓。学术期刊可以扮演一个重要乃至关键的角色。这是由智库的形态和功能与学术期刊的契合度所决定的。首先,实事求是,学术期刊的学术(非政策)定位,有助于智库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开展政策研究和分析;其次,沙里淘金,学术期刊的遴选和过滤机制有助于智库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再次,无远弗届,学术期刊的聚合和传播能力有助于智库优质产品的交流与传播,完善智库的“动态循环”系统。

总之,中国智库的发展和传播尤其需要学术期刊,智库与学术期刊应该也完全可以形成良性的共生和互动关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学术期刊本身必须守住“学术底线”,帮助智库把握和提高研究和分析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学术期刊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传播思路,紧扣“连接”这一媒体时代数字化融合与传播的本质特征,依托和联合中国知网等多元化、多层次、多节点的传播网络,努力提升传播能力,不断增强自身的学术和政策影响。

协同创造价值-以香港学术图书馆为例
Peter E Sidorko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为何合作

上游出版社和下游读者均对图书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服务需求,图书馆面临共同的挑战。只有彼此合作才能有效利用各图书馆的地利和物流优势为读者服务,也可以更有效的运用有限的经费。当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为图书馆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推动着它们的合作。图书馆之间的合作给成员馆带来了切实的收益,得到了经费提供方的支持和各馆的配合,当然也为读者 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二、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内容

纸本和电子资源的联合采购是图书馆之间最常见的合作方式,读者互访、馆际互借、合作编目、合作数字化等方面均有合作的成功案例。但是,这些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图书馆需要深度合作和激进式合作。

三、深度合作

面对协同创新和知识服务,图书馆之间需要更加深度的合作,包括定义清晰的共同愿景,保证目标的一致性,同时更大程度的参与,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智慧,优化信息和人力资源,共享权力并共同决策。

这种合作方式对于各个合作馆而言责任更大、风险更高及承诺更多,需要更多的服务创意和长期的坚持,需要各馆互补不足,相互兼容,也给图书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善于商议和妥协。

四、激进式的合作

有学者认为,研究图书馆的运作模式越来越取决于图书馆之间崭新而积极的关系与结构,以及互动激进式的工作关系。这种合作深具挑战性且难度极高,合作导致的问题,某程度上非现有科技能解决。

图书馆之间的激进式的合作,虽迫在眉睫,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分散与共享的馆藏配置,单一本书库共享 ,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共享或独立的工作流程,共享人力资源和专才,共享服务创意等等。同时,图书馆的传统业务也将面临新的问题,包括馆藏建设、采购、编目、电子资源管理等等。

高校图书馆与数字出版
潘华栋 澳门大学图书馆 馆长

近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一些颠覆性创新的出现正在改变着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考、行为和生活方式。图书馆作为信息服务的重要载体,应该对新技术善加利用,让其服务于图书馆,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多高效、优质的信息服务。图书馆与数字出版的融合便是上述理念的体现之一。

澳门大学是澳门地区最优秀的国际化、唯一一所综合性公立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与服务理念一直秉承着“信息、互联、启迪”这三大要素。并经过多年的努力,已把该馆打造成大中华区最优秀、最前沿的高校图书馆之一。其机构知识库,除了包含将传统意义上的机构知识库内容,如:硕博士论文、教师发表的期刊、图书章节等,收录建库以外,图书馆也将优秀本科生论文收录、整理和建库。

但是,图书馆只专注于知识机构知识库服务是远远不够的。从2009年开始,澳门大学图书馆开展了定题情报服务(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SDI) Service)。该服务是指图书馆收集和筛选世界高等教育相关新闻,趋势性文章和发展理念等内容,将其编辑并做数字出版,向大学师生推送每月一期的电子通讯。服务至今已推送86期,获得广泛好评。

高校图书馆的长期使命之一是支持教学、推动研究工作和消除信息壁垒,为朝着这一长期使命而努力,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或多或少的扮演着数字出版商的角色。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点是要通过跨机构的合作,图书馆与学者的合作,建立新的学术交流的开放模式。这种模式将全面超越现今传统出版的局限性。澳门大学图书馆乐于和中国知网这样的国内数据提供商开展合作,共同探讨图书馆数字出版融合方面更多的可能性。

直面挑战,创见未来:大学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策略与实践
聂 华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创见未来指在创造中、创新的过程中才渐渐地看到了未来。未来可能在当前未必是清晰的,只有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才日益清晰。“创见”能很好的描述图书馆面临的环境、趋势和挑战。

2016年6月1日,美国大学及研究图书馆联合会(ACRL)发布了每两年一度的学术图书馆十大发展趋势,包括:研究数据服务、数字学术交流、馆藏评估、ILS系统商与内容提供商的合并、学习支持、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新方向、替代计量、新创馆员职位、开放教育资源等。

学术图书馆正在不断地面临着转型,不断地践行着创新。转型和创新将是学术图书馆的发展常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外的学术图书馆开始重新规划图书馆的愿景和目标,重新审视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并重新定位图书馆的功能和作用。图书馆,尤其是大学图书馆的价值的核心,首先必须是与其所服务的机构的使命和目标保持高度一致,并以创新的服务和资源重塑对所在机构的教学科研的支撑。重新定位和评价图书馆功能的核心,迫切需要思考和探索的是如何应对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包括技术,用户习惯,资源形态与结构等。

北京大学图书馆理所应当服务于北京大学的愿景和目标:“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引领思想理论和科学技术方向,解决中国和人类重大问题。”为此,北京大学图书馆于2015年制订了“北京大学图书馆2018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旨在以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指导下,面向用户重塑图书馆的四大业务,包括资源建设,研究支持,学习支持和学术交流,同时,进一步围绕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重组图书馆机构,形成能够直接响应机构愿景和用户需求的资源建设中心,研究支持中心,学习支持中心,信息化与数据中心,综合管理中心等业务和服务部门,以及从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空间和设施,研究与项目等四个维度对业务和服务提供有力支撑的有效机制。

北京大学图书馆按照行动计划,提出、启动并推出系列创新服务,包括机构的学术成果生态系统的全面建设,嵌入科研流程和机构决策支持的的全学科服务,面向未来与技术深度融合的空间功能定位和设计,等等。

最后,在合作与融合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和支撑机制之一,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正在践行和未来计划的创新中,致力于通过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合作来促进各种创新服务一个融合互动不断良性演变的环境,是大学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大数据环境下的图书馆服务与应用
黄明居 台湾交通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在此大数据(Big Data)的环境中,图书馆如何因应时代的趋势,应用资料探勘(Data Mining)等相关的技术,提供给读者或管理者加值的服务与应用,是目前图书馆重要的课题之一。本文介绍三项图书馆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的案例。

案例1,结合网路书店的推荐资料与图书馆读者的借阅纪录作图书推荐,使用资料探勘技术,能够使图书馆中无借阅记录的馆藏,增加约8%的曝光量。案例2中,以近4年,共50万笔下载全文的使用资料中,分析读者使用电子资源的行为。主要发现包括:(1).在30分钟内,约10万笔(20%)资料是重复下载相同的全文,经过访谈与分析,发现读者下载全文后不知道档案存放的地方在哪里?马上重复再下载一次,代表着读者的资讯素养有待提升;(2).读者下载全文的时间分布,每年都呈现相同规律性,在下午3-4点的时段下载量最大;(3).以领域类别分析下载的分布发现,下载前4名的领域,其下载量总和占总下载量的50%,下载分布呈现局部集中的长尾分配现象;(4)若以各期刊下载量分析结果亦是如此,下载前6名期刊总和占总下载量的30%,前30名占了50%,都是呈现过度集中于某些期刊的使用。

案例3分析图书馆的经费投入与产出文章间的关联性。以2010 年至 2015年交大名义发表且收录于WOS资料库文章共12,165篇文章为基础,萃取出所有文章之引用文献并具有DOI者为25万次篇,共16万3千篇不同文章作为分析的母体。研究发现:被引用的次数与文章篇数前6大出版商共累积64%,但此6大出版商投入的经费(购买金额)却是大于总经费的64%,此现象代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并不对等。

三个案例表明,在大数据的环境中,图书馆员不但需要更深入了解自己的馆藏特性与馆外的免费资源(如Open Access与机构典藏资源等),更重要的是需要善用大数据的分析工具,深入了解读者的使用行为与特性,提供读者更好的个人化资讯加值服务,才能更突显图书馆的价值。

CNKI在学术研究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性
韦爱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学院 教授

一、在国际数字出版领域,仅仅创造伟大的技术工具是不够的,做好解释工作同样重要

以CNKI为例,它的确创造了一系列强大的技术工具,并提供良好的服务平台让这些工具为全球读者服务。但是,CNKI平台上的这些技术工具也让读者无所适从,读者不知从哪里下手开始使用,也不知它们如何运作,不仅CNKI,很多平台都没有提供系统的手把手的用户指南来回答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以CNKI为代表的中国数字出版物在强调其技术功能的同时,也要加强平台和系统的解释。

二、在国际数字出版领域,最理想的状态是,面对最广泛的潜在的用户,每个产品都应该尽量的能够容易被理解

中国有两大物理网络CERNET和CSTNET,也有一系列学术数据库,国家也非常重视它们对世界的影响。但是,如果缺乏基于跨国合作市场和文化交流网络而形成的彼此理解,这种希望影响国际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

作为一名政治学学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像CNKI这样的国际数字出版平台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不仅仅是服务于学术研究,也应该服务于国际关系。但是,这些平台必须很容易被理解和使用。

三、中国数字出版应以赢得国际声誉为目标参与全球竞争

国际竞争的最好方式是:为国际声誉而努力。具体一点说就是中国数字出版应该将真实的中国作为其优势展现给全世界。最不可取的方式是将数字出版作为商业竞争和国际博弈的恶意工具。例如,悄悄移除有价值的文献,或者放入毫无价值的内容。

越南出版业的现状及越中出版业合作的展望
杜进森博士,教授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

近年来,越中合作在各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并快速发展,越中出版合作也对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一定贡献,双方出版物均正确地反映了两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两国合作的进程。

一、越南出版业的现状

越南出版业在不断发展,据统计,2015年,越南共有63家出版社,全国出版24000多种书籍,其发行数量为2.704亿本;拥有858家报社和659种杂志。数字出版方面包括105家电子报社,207家电子信息网站,66家电视广播电台,1.8万记者。

二、中越在出版领域的合作展望

1、合作的动因

越中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特别是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良好。特别是在2011年中越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已经强调“继续推进两国科技、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等领域合作”。

2、合作内容的建议

越中应共同合作出版一些推广各国文化、风俗习惯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作品。在传媒方面,两国应在广播电台方面增强合作。双方可共同合作发行反应两党、两国执政理念,两国人民友谊,两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电影、广播以及电视节目。

双方应在出版领域深入合作,诸如:出版物编辑、编辑人员培训、出版工作管理、出版题材、版权开发、电子出版等等。

3、合作意义

增加出版业合作不仅可以为中越两党、两国在出版业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科学论据。同时,也对增强两党、两国人民、以及科学家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作出贡献,也符合世界的和平、发展趋势。

三、知网在中越出版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

越南科学研究阵营随着国家发展也不断成长并发展。目前,越南政府已经设立了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翰林院。中越在发展路程道路上存在若干类似问题,越南科学家了解解中国国情,参考中国经验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知网可为中越两国科学家提供可靠、有效的参考资料。知网应该升级为两国科学家桥梁之一,也应该成为两国科学家就共同关注的主题相互分享经验的交流平台。

学术期刊的国际需求分析和发展前景
Tammy Byrne Ziegler 美国East View营销总监

East View从2000年开始在北美市场代理CNKI的产品。截止目前,CNKI最受欢迎的产品是期刊,确切的说是文学、历史和哲学领域的期刊。主要商业模式为具有数据所有权的在线使用。北美的图书馆非常注重馆藏资源的长期服务,他们需要中文资源支撑其教授和研究生的中国学研究,包括汉语、文学、历史、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近几年,我又通过单篇传递和定题数据提供的方式,开辟了很多新的市场领域,比如企业、政府、非盈利机构,这些市场与传统学术市场有很大不同,他们对关于中国的英文内容需求更大。另外,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领域的出版物对世界经济来说也越来越重要。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科技类出版物的销售在East View销售总额中的比例在逐年上升,尤其是在企业和政府市场。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他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变化。

更好的彼此了解意味着中国信息的需求在增加,而克服语言障碍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尽管现在西方的发现系统或图书馆检索工具都支持中文内容的检索,但是如果全文本身是中文的,相对于全球庞大的英文馆藏,中文资源还是一座孤岛。

中文内容的发现及其自身的被使用能力已经成为很重要的问题,该问题只能通过翻译解决。随着英语发表的中国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出版社和作者将看到其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影响在增加,当然收益也随之增加。

以CNKI的双语出版工程为例,在市场启动阶段的前3年,仅仅美国就会有330家大型机构的市场规模,随着产品的成熟,还会有900多家中小机构成为其用户。

但是,国际用户对翻译出版的期望也很高,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第一、任何研究者都希望看到高质量的翻译资料以增加其使用该资源的信心,一旦拥有了高水平的翻译,必须通过编辑政策、切实的执行以及长期的坚持来保持;第二、英文读者需要较高的翻译速度,他们希望尽快完成翻译以便先于印刷版看到内容;第三、与希望主流产品保持一样的或近似的用户界面,以便节省其熟悉新产品的时间。

此发言摘要于2016年9月7日刊登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02、03专版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报道链接:http://www.chinaxwcb.com/2016-09/07/content_344789.htm